主题
遗产的回音:
文创经济、博物馆视野下的民族工艺
引言人
罗攀、张力生
嘉宾
沙马诗哲、果基伊辛、摩瑟伊萝、David Francis
时间 地点
2021年9月11日 山水客厅
参与人员
【线下】
罗攀、张力生、张剑葳、李光涵、解立、
杜林东、朴俐娜、丁子慧、周贞徵、傅雨欣
【线上】
段牛斗、孙静、傅舒兰、周小凤、顾敏超、
印恬恬、关丽琼、赵毓、郑杏子
所有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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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中国手作”项目对傣陶、热贡艺术、蜡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点调研情况,讨论非遗保护与博物馆展示非遗的问题。介绍山谷回音发起初衷与活动举办,引发民族、身份认同、社区参与等问题。介绍英国在非遗上的部分尝试,英国所藏部分彝族历史档案、文物,关于彝族遗产的“Craft China+”创意经济项目计划。并讨论了非遗展示、创作、利用中的版权问题。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博物馆;展示;创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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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回音:从博物馆的非遗展示说起
罗攀:
我们本次沙龙题目是:“遗产的回音”。题目有两层意思,首先,2004年起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我们试图表达《非遗公约》和相应措施与实践引起的各种反响如同回音一般在社会上震荡。其次,今天邀请的嘉宾为“山谷回音”。沙龙的副标题是“从博物馆的非遗展示说起”,我们意图通过案例分享,邀请大家进行开拓性的讨论,而不是陷入一种必须在理论引导下的学术性对话
我本身专业是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主要以人类学视角观察历史名城的规划实践。后来在UNESCO从事了一段时间遗产项目管理工作,这些研究与工作实际上是关于一般所说的“有形文化遗产”(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我对非遗的关注源于中山大学的段颖老师约我一起开展的一个项目——“留住手艺”。但我们讨论中觉得“留住”和“温度”这两个词有点过热了,一方面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民间手工艺时这两个词频繁出现,似乎分别为非遗加成了时间价值和情感附加值。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手艺”是“留”不住的,《工艺当随时代》就很精确的点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官方的说法:“非遗”必须活化,必须在当前找到其价值,否则很难真正谈保护。那么“手工”和“温度”在多大程度上为“非遗”赋值?这是我们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我目前在博物馆工作,因此也看了许多非遗的展览,非遗的类型很多,但大家想起“非遗展示”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两个最重要的类型,其一是展演,其二是民族工艺品展示。尤其以类似于摆摊的形式展示民族工艺品是当前非遗展示最常见的方式,比如,只要一想到作为非遗的纸伞,大家一定会想到一堆撑开或悬挂的伞……而制作伞的人们,或者段颖老师所提到的那些试图“留住”手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在“非遗热”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博物馆是否有可能展示短时历史(或当下)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以足够的田野深度来跳出非遗展示的这些套路。
正好机缘巧合,张力生博士邀请我们一起开展对文化遗产创新的调研。讨论中我们发现文化与商业的关系是中英两国的文化遗产专业人士都关注的问题,而手工艺的英文“craft”这个词,在中英都很有热度。于是我们想开展一个合作,在中方,项目名为“中国手作”(China Craft),伦敦方面则叫“Craft China”。中国方面计划通过田野,以展览的形式细致展现民族手工艺背后的人与社区的发展现状,并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中枢作用,吸纳更多有关民族手工艺发展的力量,关注寻找人与物的联系,用人类学的方式,把记忆、非遗的研究通过博物馆展示呈现出来。伦敦方面则更关注“手作”怎么会成为一种附加值,探索非遗政策产生了何种反响,其背后相关的人生活发生了何种变化。两方有密切联系,又各有侧重,甚至彼此观察用以自省。我们计划对15-20个民族手工艺田野点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并以模块化形式展开叙事,客观对民族手工艺的当下状况进行呈现。同时也意图做一种尝试:在博物馆中集合约20个小案例,以微观历史角度展示社会变化。
下面介绍几个我们做过的调研。
第一个案例是傣陶。2019年夏天和我David前往版纳,记录了民族村、博物馆、工厂、商店、手工作坊对傣陶不同的介绍方式,以及不同面向的傣陶制作与“生产”。传统的傣陶制作与傣族浓厚的小乘佛教信仰背景有关,原本包含着明确的社会分工:男性制作神圣的雕像等物,用以佛寺内的供奉;女性做日常生活用品,诸如陶罐。对于制作时间、制作时的身体状况等均有严格要求。但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这一状况已经发生较大改变。当前傣陶制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性别界限,因旅游业的注入,傣陶的类型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当前的傣陶业态中,有顺应市场需求的新类型,比如用于泡工夫茶的茶具,也有在国际交流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化加工的作品,也有保留传统的器型,但也存在大量电炉烧制的旅游工艺品,而手工艺人的生活空间与艺术交流也丰富多彩。
从傣陶案例看到,博物馆、民族村和非遗工作室,只能看到傣陶的“历史”、“原生态”和“大师作品”,但“非遗”其实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到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傣陶制品”在“非遗”的旗号下被生产和“体验”。
第二个案例是热贡艺术。热贡艺术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也是世界级非遗的代表作,热贡艺术实际上是绘画(壁画、唐卡)、雕塑(泥塑、木雕)、堆绣(刺绣、剪堆)、建筑彩画、图案、沙画艺术、酥油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统称。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唐卡的收益较高,该地区家家户户都在绘制唐卡,而其它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则相对不稳健。将老的唐卡风格与现在的唐卡进行对比,会发现十几年间唐卡的用色和用料在商业影响下发生变化,并融入许多艺术形式和商业形式。
第三个案例是苗族蜡染。蜡染的文创产品类型非常多,市场占有率极高,但明显缺乏精品。而我们在调研中的非常意外地发现,问任何人:“这个东西(蜡染)是你做的吗?”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是我设计的”。这个答案背后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因为苗族蜡染的形象往往来自于其祖先神话,而将神话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和蜡染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过程。这带来了我们对“文创”过程中究竟什么是设计,什么是创造的思考。而市场概念里、设计师概念里的文创“精品”与蜡染工作者们也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试图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为博物馆究竟如何收藏与展示非遗。首先,我们可能需要解决在博物馆视角下不符合入藏标准的展品来源问题。许多非遗物品并不符合博物馆的收购标准与购买文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果我们想展示当下的历史,对于一些有特色,但又是常见之物,而且是在快速消失的常见之物的东西,是否可能网开一面。第二,博物馆如何展示短时间的历史与当下议题,甚至博物馆是否应该参与当下议题?博物馆是否可以参考艺术策展的运营模式?在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看来,博物馆应是进行收藏、提出假设与阐释的地点,当在此间,各种声音汇聚的时候,即形成了接触地带……一切关于权力、知识、接触和改变都是过程,是持续而未固化的。博物馆应该成为一个不同种族、文化间的接触地带,其中的藏品应成为文化之间正在进行的历史、政治和道德关系的一部分[1]。博物馆对非遗的展示距离所谓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有多远?希望这个手工艺项目在未来可以为此做出贡献。
张力生:
我接着简单补充一下今天我跟罗老师这场引言的缘起。2018年的时候,我和David从英国人文与艺术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简称AHRC)申请到一项关于文化遗产与中国创意经济的课题,定名为Craft China。这个课题的设计是与罗老师刚刚介绍的China Craft项目合作,以一种critical friend(批判的伙伴)的身份参与到田野当中,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对话。
我们对craft这个概念感兴趣,是因为觉得craft能够代表当下的一种跨社会的审美风尚或者价值取向。不光在中国,在欧洲也是如此。类似craft,artisanal,workmanship这些英文词,和汉语里常见的“手作”、“匠心”、“温度”等,都已经成为时髦概念。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在表达对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某种新的认识和追求,而这个表达本身是复杂的,我们想了解其中有哪些形式和特点。于是我们半开玩笑说把罗老师的China Craft这两个词给倒过来,让craft作为一个形容词,其实是想看看craft所表达的这股风尚在当下中国应该如何理解。
这个项目以中英对话为框架,有自身的意义。我们熟悉的关于手工艺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等人发起“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强调回归手工创作的独特与本真,来对抗机械复制的单一化和同质化。九十年代以来,这样的理念又通过英国“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的发展得到了推广和延续,让像陶瓷,家具,纺织这类传统工艺,在与艺术、设计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更新。
近十多年来,中国类似的实践越来越多,我们倾向于称之为手工艺遗产的再造(“再造”对应英文词“re-making”)。在创意经济这个市场驱动的商业模式之下,“再造”实践往往需要并且能够打通“地方”与“世界”,或者“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界限。我们参与了罗老师刚刚分享的傣陶和唐卡两个案例研究,其中都呈现了跨越地方边界的物、知识以及“行动者”自身的流动。通过另外两个案例——由中国和欧洲设计师共同创办,位于杭州青山村的“融”设计图书馆,以及从伦敦搬到上海的彝族首饰品牌“软山”——我们观察到行动者对地方和传统的执着,如何契合于对移动和创新的追求当中。这些实践让我们从新思考遗产语境中动和不动,变和不变的问题。我们的项目从2018年底开始,2019年我们几次往返于伦敦和国内。2020年我们的田野计划受到疫情的很大影响,直到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在望京的展览,并认识了山谷回音团队,了解到她们在做的有关凉山彝族文化的一些工作。
山谷回音 Echo of Liangshan
果基伊辛:
山谷回音以2020年疫情为契机而建立。作为由凉山青年发起的文化平台,山谷回音主要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如展览、市集、观影会等,对外传递多元的凉山印象,对内为凉山青年提供沟通机会和发展可能。平台的发起人是摩瑟伊萝、沙马诗哲和莫西子诗三位,我和吉胡伍兹后续参与其中。
沙马诗哲:
山谷回音平台的发起主要有三个出发点:1、以凉山为起点,提供一个在地的文化对话场所;2、回望凉山,提供一个了解凉山的不同渠道;3、探讨主题上,我们希望不仅仅从彝族文化角度理解凉山,还希望围绕该地域探讨这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互、民族身份与个体的关系、远行人与故乡之间的连接与反思等。我们的发起人来自不同职业,但相同点为凉山人,对彝族文化、故乡连接会有不用理解与表达方式,其中也有很多困惑与思考。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场所”,听到不同的声音,给个体提供更多的视角。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思维实验,我们以“凉山”为主题,但“凉山”实质也可以替换为很多其他的“故乡”。
我们的活动从2020年4月开始,第一场是以“婚姻与性别”为主题的沙龙。这在彝族社会中是一个特殊话题,尤其对于当代的彝族年轻人,例如是否要与同民族结婚、是否要高额彩礼,婚姻与民族家支、宗教文化、生活习惯等之间的关系。沙龙上,大家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观点,例如:“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彩礼的价值、也应关注彩礼的流向”、“我们首先是人、再是女人、再是彝族女人”。
2020年5月初,我们还筹办了劳动节系列活动,主要有三部分:“赶场拉咯”复古集市、“坝坝电影”观影会、“盛装party”分享会,都是在故乡传统的生活场景下,结合我们在当下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电影音乐、食物服饰等,给当地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交流“场所”。
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实验与探索,我们希望其形成的模式亦可以在其他地方推广。在活动的举办过程中,我们对平台的理解也在不断清晰,同时也认识到存在的诸多不足。如刚才罗攀老师提到的展示问题,我们也在思考如何从符号化的直接展示深入到更准确的想法碰撞与观点输出。
果基伊辛:
劳动节系列活动是我作为志愿者首次加入山谷回音,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也在反思如何使活动的形式更为开放和丰富,激发更多当地人参与。2020年5月底至8月,我们持续做了8期山谷回音观影活动,以接力的方式进行,由每期的组织者推荐影片放映,影片主题一般围绕社会、身份、教育等,组织者不一定是山谷回音内部的成员,他们也会负责在观影后组织观众进行讨论交流。另外在8月的火把节期间,我们还做了两个相关的活动,一个是女性论坛,邀请到四位来自凉山,在各个领域学习工作的年轻女性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另一个是电影马拉松,同样围绕女性主题进行选片,形式上则类似于加长版观影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建立一种较为浓厚的社区氛围,或者说“聚会式氛围”,鼓励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参与者以朋友身份加入创造,畅所欲言。
2020年底,我们决定在北京举办共创展,公开招募作品。共创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凉山不可以被某一个或几个标签定义,凉山是多种意象的集合。最后我们收到47位投稿人近700件作品,从中选出了25位投稿人的作品,在望京的“今后也请”空间呈现。
山谷回音几乎所有活动的海报都以彝语、汉语、英语三个语言呈现,我们希望能够关注本土,也要连接国际,作为一个“桥梁”来为大家提供碰撞和交流的平台。
我在山谷回音有一个身份转变的过程,即由参与者/观众到策划人/组织者的转变。我对山谷回音最初的惊喜在于在凉山很少能接触到除政府、慈善机构、学校、研究所以外的独立组织举办的文化活动。参与过程中我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客体,而是主动连接凉山内外的青年。
摩瑟伊萝:
对于前面两位的介绍,我做以下三点补充:
首先,我们团队中的每个人,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与挑战、凉山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等很早就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疫情只是时间契机。
其次,刚才提到了“婚姻与性别”主题的文化沙龙,其实挑选这个主题是因为它涉及了凉山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关系到我们过去、今天和未来的思维认知能力变化路径。并且,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凉山地区除了彝族以外,还有纳西族、藏族、蒙古族、布依族等,这里其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社会,跨民族婚姻和跨文化交流是普遍而值得关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民族关系等问题也值得研究。
最后,我分享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想要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只有远离它。”我就觉得自己身处异地时和凉山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那种状态下我好像最牵挂家乡。山谷回音今天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得益于我们团队中每个人背井离乡的经历,这种跨文化流动背景下的自我反思唤起了我们当下的行动。
Craft China +:促进凉山可持续发展的彝族遗产创新转化
David:
我跟张力生博士计划与山谷回音合作申请一项英国人文与艺术理事会的课题,延续Craft China对创意经济背景下遗产问题的关注,并命名为Craft China +。
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点不同。如在中国,遗产的振兴、活化意图赋予事物新的生命力。今年,我参与了大英图书馆组织的“解锁我们的声音遗产”(Unlocking Our Sound Heritage)项目,面对受到物理退化、播放手段更迭而逐渐消失的声音。解锁通过三个方面实现:1、将过去的播放形式数字化;2、解除版权限制,共享于网络;3、通过艺术家与社区团体创造声音的新形式,促进福祉、增强认同。“解锁遗产”(unclocking heritage)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因为目前英国的遗产大多被锁在博物馆中,需要尝试让更多人接触。
我们尝试将两种想法结合。2017年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结合1994年的《奈良原真性文件》(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对东方遗产非物质性真实性的强调,一起促成对非遗的关注。
贵州大利的侗布项目李光涵老师和周贞徵老师很熟悉,这是一种创新,传统侗族纺织品被转化为当代设计,这些作品被销售到大城市中,项目建立起一种联系的桥梁,山谷回音也是建立桥梁的过程。我认为罗攀老师介绍的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展出的“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裳新尚”展是展示非遗的创新方式,策展方运用人类学的观点将展览进行了重塑,如“二十四节气染布·365条裙摆装置”等展品意图传达服饰如何建构、表达身体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对于山谷回音,我认为其活动不仅仅是关注手工艺或博物馆展示,更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创新叙事。
回到 “Craft China+”,2020年的疫情是一场灾难,山谷回音在北京举办的共创展鼓舞人心。于是我思考是否能够将山谷回音的活动模式与英国的解锁遗产相结合,以英国存档的彝族遗产为出发进行创新的艺术创作。
在大英图书馆其实藏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彝族档案。如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文章中提到的彝文档案原本,文字书写在绸缎上被折叠为八折,总共近5750个单词,由科尔伯恩•巴伯(Colborne Baber)1880s在川西探险时获得。这件物品在19世纪被重视与当时拉克伯里在中国人种西来说思想下探寻东亚语言发展相关。另外大英博物馆亦有部分未展出彝族文物与照片档案,大多由当时的传教士收集与拍摄。
目前项目的开展设想有6个步骤:1、在英国的博物馆与档案馆发掘彝族遗产资料;2、通过山谷回音,对在英国发掘的遗产进行艺术创作征集,作为探索凉山可持续发展、身份认同和创造力的开端;3、举办8次工作坊,由艺术家与来自UCL、北京大学的彝族文化研究专家合作,研究遗产资料的历史以及其与凉山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对艺术家创作建档,通过网红扩大影响,以及民族学方法(如日记、访谈、摄影等)对过程进行记录;5、对完成的创作进行输出,解决可持续发展、身份认同与创造力问题,社区共创在其中需要发挥重要作用;6、艺术家需要在当地建造艺术装置,以便当地人体验使用。
讨论
罗攀:
我们的讨论主要希望文化遗产学者避免“圈地自萌”。民众需要的往往不是学术圈、艺术家建构或想象出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以这种姿态讨论所谓的利益共享达不到实际效果,这根本上还是话语权问题。今天山谷回音的分享,包括“Craft China+”实际上都是一种试图“出圈”的尝试。
段牛斗:
结合平时的教学体会,罗攀老师刚才的分享也提醒了我:文化遗产课程与美术史课程的方法、目标有很大差别。美术史教学旨在传授一种基于图像和文献的研究方法,但是,文化遗产的课堂教学存在正反两面——在讲解如何保护遗产的同时,也要批判性地对待一些遗产保护模式,如何把这种矛盾关系理论化、体系化地向学生传授,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孙静:
我分享两点。第一,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基本是东南汉人社区,缺少对民族文化的关注,这其实是有局限性的。第二,就我自己近期的策展感受,结合山谷回音的分享,展览策划、布置、呈现是一门实打实的手艺,用具体的物质展览呈现多样的抽象的想法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非常多的实践经验积累。
傅舒兰:
在山谷回音介绍的众多活动中,提到的参与者更多是出生于凉山而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人,似乎没有提到当地的居民,这些居民与展览、观影、艺术创作等活动是何种关系?
沙马诗哲:
这确实是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举办活动的过程中也发现,活动吸引到的当地人群多为与活动相关青年及他们的亲戚朋友,包括北京共创展的参与人也多为身边的朋友或本身对彝族感兴趣的人们,但是更为广泛的当地居民其实还没触及到。这也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能够有更广泛的受众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印恬恬:
今天的分享我有三方面的想法。
第一,David介绍的项目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向世界阐述自己很好的切入点,若只注重汉族叙事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以少数民族切入也许能获得一些不一样的批判性和人文关怀。
第二,回应罗攀老师的实践分享,国内博物馆办展似乎有一种困境,也许拥有很好的策展想法,也能提供较好的平台,但民众最终关注的往往只是爆点、热搜,这种差异是值得思考的。
第三,关于法国在非遗上的经验,如卢浮宫,其中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小画廊”,每一个季度会做主题展,网罗资料,包括馆藏,画作、雕塑,甚至相关现代艺术家,做成一种有体验感的一活动。山谷回音也许可以考虑和博物馆进行这样的合作尝试。另一个是枫丹白露宫,今年是拿破仑逝世200周年,在其中举办了许多与拿破仑相关文物互动的活动。并且枫丹白露宫每年会与欧洲其他国家举办艺术历史节,即将每个国家的艺术史与枫丹白露宫的历史结合讲述,目前这一活动也开始关注亚洲国家。中国在这样的国际文化交流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少数民族的讲述又是很好的切入点。
周小凤:
在博物馆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艺术创造或者文创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
罗攀:
我先进行一下回应。运用民族纹样进行创作并不会来带知识产权纠纷。但存在另一种情况,在一些艺术类的策展中,运用民族元素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表达出的效果、宣传出的形象,可能与民族的自身认知有较大差别,进而产生矛盾。所以在运用民族非遗元素时需要更为谨慎。
David:
实际上我也看到过很多关于版权、山寨文化(copycat-culture)的焦虑,但往往在模仿的同时也可能创造出前卫的创意。我想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到抄袭与创意转化,以及创意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创只是代表在手提包上印刷图像,创意转化就更为激进吗?存在版权的同时也存在著佐权(copyleft),一种让事物、作品免费共享、使用于每一个人的概念。我介绍的“解锁我们的声音遗产”项目中,Owen Shiers创作的威尔士歌曲,使得停留在档案中的声音得以推广,我认为艺术家创作了这首歌,有权发行、出售、表演,博物馆或图书馆则无权干涉,一旦获得了最初的版权许可,并有了著佐权的保证,事情就较为简单。但这些事情我们还需要逐个案例分析,假设山谷回音的一位艺术家意图将大英图书馆馆藏英国最早的彝族文档设计到手提包中并在欧洲市场售卖,这就又涉及到道德问题,因为大英图书馆自身还没有将自己的彝族档案数字化。这些都是解锁或使遗产重生过程中要面临的问题。
注释
[1]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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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简介
罗攀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张力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沙马诗哲 山谷回音发起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
果基伊辛 山谷回音成员,四川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
摩瑟伊萝 山谷回音发起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硕士
David Francis 大英博物馆策展人,伦敦大学博士后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常务副主任
李光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
解立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
杜林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朴俐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项目专员
丁子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贞徵 Atlas工作室主理人、设计师
傅雨欣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硕士研究生
段牛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孙静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顾敏超 汉声杂志,美编
印恬恬 巴黎第一大学跨学科旅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关丽琼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博士
赵毓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助教
郑杏子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本科生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1年12月19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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