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走向去世俗化的遗产：
如何看待庙宇和宗祠的博物馆化
引言人
孙静
时间 地点
2020年12月25日 山水客厅
参与人员
【线下】
张剑葳、李光涵、王思渝、燕海鸣、解立、
张力生、杜林东、朴俐娜、蔡诗雨、
王雨晨、冯亦萌、平玲芝
【线上】
孙静、周小凤
所有人员简介详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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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福建泉州天后宫及周边社区现状作基本介绍。以Gamini Wijesuriya关于斯里兰卡寺庙的神圣性让位于作为舶来品的遗产的讨论为切入，探讨以天后宫为代表的一批庙宇、宗祠作为遗产、作为博物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及其背后的哲学差异。引发关于宗教、宗教场所、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世俗化几者间相互关系的讨论。
上
宗教场所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的研究
下
文化遗产的（去）世俗化与博物馆化
宗教与宗教场所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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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静：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天后宫与其南侧德济门遗址均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遗产点。现天后宫仍承担周围社区信仰空间的功能，但发挥这一功能的空间主要在前殿（天后殿）。作为明代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后殿（寝殿）则主要用于展陈，内容主要包括：历代妈祖造像以及闽台妈祖交流文物。展陈更新频率较低，陈列状态较陈旧。天后宫和德济门是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周边有秉正堂（石花膏）、绿豆饼等伴手礼店铺适应游客需求，也有面向本地居民的烧烤店、书店、杂货店等
“遗产”作为舶来品，其概念、观点、体系都涉及“跨文化”的转译和实践差异，不止是一种文化或社会现象，其中涉及中西文明和哲学对物我关系的根本看法的矛盾。申遗过程实际是知识精英和地方官员学习遗产知识、体系和规范的过程。在官员和地方政绩的驱使下，轻视或忽视文明转译中的裂痕并不难。难的是在庆贺申遗成功之余，认真审视这些断裂，以更谨慎，同时更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已被冠上世界遗产之名的地方社会及其生态。中国南方不管城镇还是农村都有庙宇或宗祠，它们许多都进入了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地方宣传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或旅游经济的重要资源。
“走向去世俗化的遗产”更像是一种号召。“世俗化”是整个世界学术界过去半个世纪的讨论核心之一。走向现代社会的人类距离神圣生活越来越远，神圣性在整个世界面临下沉和坠落。斯里兰卡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Gamini Wijesuriya[2]的文章《Towards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Heritage》[3]看到该国寺庙在面对舶来遗产体系时所面临的深刻问题——寺庙的神圣性、灵验性被置于相对次要位置，进而提出疑问，这样的遗产体系所实践的哲学根基是否是西方文明自16世纪以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而这样的身心二元论直接导致迈向现代文明的西方世界沦为致敬世俗，远离神圣的现代社会，间接导致当代西方社会丛生的社会问题。这是东亚社会，也中国南方城镇和乡村庙宇在被遗产体系洗礼过程中的相同命题。
宗教场所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的研究
孙静：
南方许多寺庙和宗祠都历经各代重建，建筑之美毋庸置疑，但其是否符合西方遗产界所规定的真实性条件，是否有必要迎合西方遗产界所规定的真实性条件？实际上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天后宫对于闽台两岸信众的重要性，寺庙和宗祠所承载的文化基因与生命想象已揉进了东南华人的精神与心灵中。
因保护建筑实体而破坏信众和居民的社会生活，使后者常常要委身于遗产光环带来的建筑物“保护”声明之下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可能这一问题更深刻之处在于，我们整个迈向现代性的世界都甘愿下沉为世俗社会，神圣性与灵验被极为简单粗暴得视为凝视的客体——一种远离我们现代社会的异文化或落后“迷信”。因此，我们尤其需要给予这一灵验性、神圣性价值恰当的位置，或者说将建筑实体价值置于首位时需更为谨慎。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号召保护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世界遗产，遗产体系开始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诞生意味着相应的体系、条例、制度、人员、规范及评价机制等 “科层制”的形成。科层化、官僚化带来封闭性和排他性，加上技术官僚体系与政治资源分配紧密挂钩，使其有了更大的动力自我圈禁。由于世界遗产的官僚技术体系与文化（文明）的规范、定义、进程息息相关，因此评论（或批评）的引入显得尤为重要。遗产评论的出现，并不是低估从业者的努力与贡献，而恰恰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守护人类最重要的共同财富与记忆。如果放任这一技术官僚体系继续围绕技术的精细化、程序化和教条化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遗产与地方社区文化中那些真正的知识智慧、客观的社会事实之间的距离，使之远离人类最重要的财富和记忆。释放讨论空间，鼓励评论力量，珍视人与社会、生活与日常、物质实体之余的精神性与灵验性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为重要。
王思渝：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研究常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回避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或者将其看作是种特殊的场域来特殊处理，如国际博物馆协会2004年发布的《博物馆伦理守则》多个章节中的表述便是如此。时至今日，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尊重，世俗化、现代性等概念在学术界的热议，一并赋予了孙静老师今日引言特别的意义。
孙静老师提到二元关系，我很赞同这样的一种哲学观念，也赞同他提到的当今我们在处理一系列遗产地的保护与展示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关系。但是同时，我也想说，是不是所有问题都适用于二元解释框架？如果我们将天后宫这样的场域看作是一种广义层面的博物馆，博物馆是复合体，其背后不仅有哲学观的冲突，更有现实诉求的矛盾。如博物馆承担的文化展示，其同时可能是地方旅游或地方对外展示窗口，需要考虑在诸如泉州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已经有了哪些展示空间、还需要哪些展示空间，在天后宫这样一个地域哪些部分能辟为展示空间，辟为展示空间之后从审美和功能的角度能做怎样的设计、不能做怎样的设计。这样的逻辑与其说是世俗与神圣这样的二元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实用主义下的一套协调式逻辑。
我个人对天后宫的展示最初的期待是，天后宫的展示是否能介入公民社会力量。宗教场所常常能看到更强大的民间关系纽带，但刚才孙静老师介绍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现有的展示更多地还是一处官方对外宣传的窗口。孙静老师所提到的展品相对杂乱的状态也许是作为地方不能够完全掌握展品资源后的一种拼凑性策略。这背后很可能指向的仍然是知识体系问题。地方性知识在当下的官方展示空间中仍然缺乏话语权与发声场域。
燕海鸣：
在谈论所谓遗产保护中物和人二分问题时，除了关注国际语境的变化，也要对中国近几十年来文物保护模式变化有更客观的解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时，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保护上，以彰显国家、民族的信心与认同，这其实也是一种“以人为本”。没有曾经对“物”执着的守护，今天我们也无从谈起将其价值重新与“人”结合。
李光涵：
关于博物馆、遗产研究与宗教场所的问题，我想谈谈美国的例子。美国因遵循政教分离，宗教场所不能被认定为官方遗产。这些宗教场所也并没有因为未被认定为遗产而被拆除，使用这些场所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宗教团体、地方社区、游客等，都在支持维护这些宗教场所、遗产。
蔡诗雨：
英国许多宗教场所不受常规建筑保护法规约束，部分被认定为具有宗教功能的教堂其保护工作需依照教会内部手续，这种制度适用于部分教派的宗教场所，如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苏格兰长老会（Church of Scotland），罗马天主教会（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讨论取消教堂的宗教豁免权（ecclesiastical exemption），如今结果是有豁免权的教堂拆除需要被文化部批准。此外，苏格兰地区规定教堂外立面受常规建筑保护法规的约束，但内部装修可依照宗教法规处理，也因此存在同一个宗教建筑的不同部分受不同部门管理的状况。
冯亦萌：
“遗产”指文化遗存，而“博物馆”本身是现代概念。譬如在现当代艺术范畴里，博物馆主体作为陈列空间尽量被弱化，仅仅作为“white cube”，让观众更关注陈列品本身。于是，我们所谈论的遗产作为博物馆在适配性上就存在冲突，观众不可能不把注意力投射在这些文化遗存上。（将文化遗存理解为其本身的陈列品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此外，文化遗存譬如历史建筑，是否是作为博物馆展陈的理想场所？举例来说，故宫相当一部分特展的通常做法都是在现存的历史建筑内嵌入一个新的空间，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大展及苏轼的《千古风流人物》书法展，以及当代艺术领域蔡国强的《远行与归来》展。我们能看到故宫近年来以积极姿态去策划一系列高品质展览。故宫作为气场强大的宫殿群落，或许经过一些空间再设计能够成为展示传统艺术的优秀场所，但是否能适应现代艺术展览是值得商榷的。
文化遗存经过一番修缮后可以重新敞开大门，可意识形态已然转变，过去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属于统治阶层的宫殿，富有神性的宗教空间，甚至埋葬亡者的墓葬，是否可以成功地转型成为现代意义上，面向每一个公众的博物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纽约的修道院博物馆“The Cloister Museum”，其本身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当初位于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建成后，藏品在不断地扩容，其中就包含了大量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品。小洛克菲勒开始考虑这些藏品置于繁华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会博物馆是否合适，是否会令观众产生割裂的观感，于是他决定再造一座新的修道院。他捐出了一片位于哈德逊河谷的高地，委托建筑师Charles Collens在法国南部耗费数十年收集至少五座来自于12至15世纪的修道院的建筑部件，用以在此重建一所罗马式的修道院。这座博物馆于1938年落成，三千余件来自9至16世纪中世纪欧洲的艺术品得以在这个独特的空间语境中呈现。这座博物馆不是任何一座特定中世纪建筑的复制，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折射出中世纪欧洲丰富多元的艺术面貌，并将来自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品置于一个和藏品本身气质更契合的陈列空间之中。这种做法，以真实的文化遗存碎片重构一个类似宗教空间的博物馆，以达到展品最佳的陈列效果，使观众获得更为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解立：
我比较关注这次引言中宗教场所的博物馆化。西方哲学体系与我们不同，正如孙静老师所说，遗产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体系上。《威尼斯宪章》中的真实性就一度被认为过于强调“物”而受到批判，出现《奈良真实性文件》作为补充。因此，并不只是物质的真实性才被看作现代遗产体系的话语。
而且，《威尼斯宪章》所说的真实性也并没有单纯强调物，人的活动作为物见证和承载的内容本来就被考虑其中。建筑遗产保护本身源于西方建筑学的传统，建筑从来不只是物质和物理存在，也是体现和参与塑造文化的人类活动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建筑作为遗产或博物馆，本不应以二元对立观念进行审视，同时遗产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带来博物馆化。
李光涵：
Museum是一个大概念，Heritage Museum被包含其中。天后宫有趣的点是，物质建筑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后殿用来做展陈，而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前殿则被重新刷漆，装修成需要的样子。
以上发言内容于2021年11月5日修回
-未完待续-
